同时，刘继礼在权贵官僚、文武百官中的名声也很好，他们也没法不喜欢一个性情柔顺、礼节下士、宽以待人的储君。
因此，在刘继礼三十五岁过后（建隆十五年），刘文济便让他真正地参与到朝政大事的处置上来，进一步培养他的实践能力。
这也是刘文济彻底表明对帝国继承人态度的一个决定，几乎直白地告诉宫里朝外那些不安分的人，太子的地位不可动摇，他的意志更不可动摇。
这样的背景下，即便作为大汉帝国有史以来最弱势的太子，刘继礼的太子之位依旧很难为人所撼动，惯性是强势的，帝国近九十年形成的各项制度是成熟完备的，有太多传统保守的势力支持巩固着刘继礼的地位，这份“保守”与“顽固”也包括刘文济本身。
但是，刘继礼自己不“争气”，壮年而薨，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储君没了，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毕竟，国本动摇了。
刘继礼死得突然，让无数念其好的人哀惋叹息之余，也打破了皇帝刘文济的既定安排，以及诸多大臣的期望。在皇帝日渐老迈，不堪国事的情况下，更引发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担忧。
事实上，还在的刘继礼治丧期间，宫廷内外、朝廷上下不少人就已经蠢蠢欲动了，等丧期一结束，新一轮的夺嫡之争，就刻不容缓地在洛阳城内展开了。
而最具竞争力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由杨皇后所生睢阳郡公刘继英，以及章德太子刘继礼嫡长子刘维箴。
在大汉帝国最巅峰的岁月里，刘文济怎么也不曾想到，在自己的统治后期，他面临的最大挑战，竟是继承人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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