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为大道，当行于万世。何为仁义？或曰，常存仁人之心是之。臣非之。仁义之为大道，必不能本于一时贤与不肖，不然何以行于万世？仁义之为治世大道也，无关贤与不肖，无关聪明愚钝。非欲人人为君子，非欲士大夫为贤人，非欲陛下为圣人。设若圣人当世之时，贤者佐之，人人为君子，天下自可大治，焉用术！”
“君子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士大夫景行行止焉。天下只存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是故士大夫论迹不论心。动辄行诛心之论，是不知君子之行，不足班士大夫之列，其理明矣。圣人当政，贤者佐之，天下为公之世，于天下有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大道难行，故治国当用术，使天下大道不失。术以佐大道，圣人之治实难致，不得已而用焉。”
“凡术，必有一利兼有一弊，治国者取其一利而治时病。盖取此术不取他术者，于此时天下，于此时国中，于此一郡一县之地，此术利大而弊小也。是故，为治时病，不必强求天下一律。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取合用之术，朝廷总理之。当孝公之时，秦用商鞅之术，以律代法，秦律治秦地而兴。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混一宇内而制六合。君临天下，知兴国之术，而未悟守天下之道，以术代道，天下尽行秦律。秦律用于天下未并之时，利显而弊隐，秦以其利而兴。天下一统，秦律一以天下，以治六国，利尽而弊显。秦不悟。律难行，以暴政酷刑临万民。百姓不堪，陈涉一呼，天下响应，秦之天下数年而灭。六世而兴，数年而亡，秦之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何也？盖因商鞅兴秦，其法为兴国之术耳，非守天下之道也。取其利抑其弊于当时，于秦之地，宜也。时移世易，而不通变，利尽而弊显，强守之，刻舟求剑是也。行于秦地而兴，灭六国而强行天下，不知权变，以酷刑临六国之民，强行之，淮橘生北为枳是也。故曰，治国之术，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或曰，治国当因地制宜，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天下一律难行，一法可行，以法临天下，郡县以权变。秦王临天下，皆用秦半两，铭器而制度量衡行于郡县，制字书而斥六国乱文，此皆法也，万世皆可行之。秦王之功法也，秦王之失律也。”
“或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如草偃，欲守天下，其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封建，化天下之公为私也，只闻因私而废公，未闻以私而助公者也。当天下临大难，封建者欲守其私财，无不举地而献敌，全其富贵而置天下于身后也。人主以天下分封，是以公器而市私恩，天下治时封建者得其利，天下乱时封建者全富贵捐天下而助乱，有害无利明矣。”
“仁，子曰忠恕而已矣。孟轲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忠恕之道，此其谓与？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之恕也，礼化于外，而悯纳于心。盖为大臣，以君命而理国政，当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实有其不得已也。臣之忠，内不事君王以谄媚，而时时规谏之。外则用心王事，深怜百姓，竭心力而求治世于天下，以报君恩也。”
“士大夫为郡县临地方而亲民，举地方之力而完赋税，亲民官之忠也。不因朝廷赋税而害百姓，亲民官之仁也。忠仁不能两全，先仁而后忠也。先仁而后忠，知朝廷以仁义治天下也。临郡县，理地方之财，而能致钱粮广收，朝廷因之富足，百姓因之安泰，官之忠仁两全者也。先仁而后忠，良吏也，忠仁而两全之者，能吏也。守仁而事朝廷以忠，则知能吏难得，良吏宜广求之，此之谓治天下以仁义也。”
“士大夫在朝为臣，出外为官。临地方为官，代朝廷治郡县，时时念百姓不易，辨其冤屈，解其急难，官之仁也。兴学事，使民有所学，广聪明，通世事，官之仁也。子之有教无类，士大夫岂可不行之于郡县与？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厚利，善举何为？百姓之仁为天下之根本，百姓不仁朝廷无以立，故应奖仁。奖仁当晦其名而厚其利。晦其名者，此为百姓当行之事也。厚其利者，此为真朝廷百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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