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和仲庸站在那些对古公亶父让季历继位事不满的将士前，望着眼前的情绪失落而冲动的将士，心中涌起一股沉重的忧虑。他们知道，此刻的局势已经变得异常紧张，如果不采取行动，整个周国可能会陷入一场内乱之中。
泰伯沉思片刻后，转头看向仲庸说道：“我们不能让周氏内部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不仅会让百姓受苦，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
仲庸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是啊，但如果我们不顺从父亲的意思，那又该如何处理呢？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反抗父王和季历的力量啊。”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泰伯下定决心地说道：“好吧！那我就顺从父亲的意愿吧！”
回到营帐内，众人围坐在一起，等待着泰伯做出最后的决定。泰伯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道：“父王的决定已然确定，我们若再争执下去，只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接着说：“我们造反除了自相残杀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背上不孝之名，成为千古罪人。因此，我和仲庸已经商议好了，我们将离开这里，寻找新的家园。愿意跟随我们的人，请你们慎重考虑，因为前途渺茫，我们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听到泰伯的话，众人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共同面对未来的困难。泰伯感动地看着大家，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好，既然如此，我们便一同踏上这段未知的旅程。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为什么泰伯会有那么多人跟随他和仲庸专呢？这跟泰伯和仲庸的仁德有关。这里的仁德是指执政方面的，泰伯和仲庸把仁德做在部落的社会保障上。因为当时的周国处在不停的有受外族侵犯的环境中，男丁戍边打仗，牺牲很大，留下的家属就不得不依靠部落的照顾，这种照顾就是一种社会保障。不然，谁家愿意让家里的男人，听从部落首领和国家君主的安排去出生入死？
据史书记载，周国是最早有社会保障概念的国家，这种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文王时期，并在周公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这些思想和实践活动被记录在了《礼记》一书中，成为后世研究古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重要依据。
文王在位期间，他十分关注民生问题，积极推行各种政策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了一套针对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救助机制，即所谓“保息六政”。通过这项政策，政府对那些无法自理、生活困难的人群给予必要的物质援助和关怀，确保他们能够基本维持生计。
到了周公执政时期，他继承并发扬了文王的治国理念，将社会保障工作纳入国家治理的重要范畴。周公认为，保障民众的基本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统治者的首要责任。为此，他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措施，如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社会救助事务、加强对贫困群体的帮扶力度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发展壮大，涵盖范围日益广泛，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伤残等多个方面。同时，政府还注重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素质，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些努力使得周国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君主的朝纲都是由部落来执行完成的。历史上为何将“至德”的褒奖之词给了泰伯？这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品德修为，就是他们在自，自己的部落乃至后来的吴国把社会保障做得比较好。
在一个清晨，泰伯和仲庸说服了众将士，放弃继承权，带领着一群忠诚的追随者，离开了熟悉的故乡，向着未知的远方出发。他们背负着希望与梦想，勇敢地迎接生活中的挑战。
2
很多历史传说总是充满了神秘和浪漫色彩，但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复杂和残酷。关于泰伯迁徙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故事，许多传说都将其描绘成一次艰难而英勇的旅程。然而，当我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时，却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很多历史传说总是充满了神秘和浪漫色彩，但现实往往比.象更为复杂和残酷。关于泰伯迁徙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故事，许多传说都将其描绘成一次艰难而英勇的旅程。然而，当我们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时，却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距离因素。从陕西宝鸡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对于古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在那个时代，道路交通条件极为有限，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道路设施。即使是步行或骑马，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更何况，泰伯还要带领一群人穿越山川河流、荒野丛林，面对各种未知的危险和困难。这样的长途跋涉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其次，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泰伯的迁徙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他想要在商朝的领土上进行群体性迁移，就像是一群政治难民，这种行为必然会引起当地首领的警觉和不满。这些封地主们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不会轻易允许外来者进入并与自己竞争资源。因此，泰伯要想成功迁徙，必须得到各个首领的同意和支持。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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