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完了彭城的制盐作坊，宋王偃又接着去巡视章山。
话说彭城这个地方对于宋国乃是至关重要的，其影响远胜于陶邑、睢阳，仅次于商丘、朝歌，盖因彭城交通发达，南贾苏州，北贾临淄，“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
这章山，便是宋国盛产铜的地方。
宋王偃巡视章山，也亲眼目睹了战国时代青铜的冶铸技术。
中国古代最初是使用自然铜，商代早期已能用火法炼制铜锡合金的青铜。
冶炼青铜的过程较复杂，大概是先把选好的矿石加入熔剂，再放在炼炉内，燃木炭熔炼，等火候成熟，取精炼铜液，弃去炼渣，即得初铜。
初铜仍比较粗，需再经提炼才能获得纯净的红铜。红铜加锡、铅熔成合金，即是青铜。
青铜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克服了纯铜的柔软弱点，且具有熔点低、铸造性能好等优点，逐渐成为古代铜器中的主要品种，并促进了车、船、雕刻、金属加工等制造技术和农业、军事及经济社会的发展。
青铜器的应用，代表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标志。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臻于鼎盛，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分铸法（先铸器件再接铸附件，或者先铸附件再与器体铸接），以获得复杂的器形。
这个时候的铸型工艺也已规范化。
椭圆形容器多采取三等分或六等分的分型方式，方形、长方形容器以对角线的延长线为界，采用四等分或八等分。器物种类繁多，有各类礼器、生活用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和乐器等。
青铜生产工具是构成青铜时代生产力的一大要素。正是在青铜工具广泛应用的基础上，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失蜡法和低熔点合金铸焊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青铜器铸造工艺有显着的改进，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浑铸、分铸、蜡铸、软焊、硬焊、锻造等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
陶范铸造的进展，突出表现在薄壁和超薄壁铸件的铸造，如着名的越王勾践剑，剑首的同心圆薄壁构造厚仅0.2～0.4毫米。
随着金属工艺的进步和铁工具的使用，错金银、鎏金、线刻等装饰技术在战国时期应用甚广，使一部分器物更加富丽堂皇。
与此同时，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大部分器物趋于素朴，讲求实用。
货币、带钩等类器件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一型多用、叠铸、锚链铸造等工艺的发展。
在此期间，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记载显着增多，如《考工记》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荀子·疆国篇》提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吕氏春秋》说：“金柔锡柔，合两柔以为刚”。
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实践，铸造匠师们对合金熔炼、铸造和使用性能已取得规律性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记载是《考工记》所载“六齐“法则。
实物分析和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比“六齐“记载更为丰富，鼎彝合金配比早在商代晚期已初步形成。
到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器物如编钟、铜剑和铜镜等，合金成分配比已很严格，并已广泛使用铜锡铅三元合金。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见诸文字的合金配制法“六齐“揭示了锡青铜机械性能随锡含量而相应变化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夏、商、周三代王朝迁都的次数，在华夏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夏有八次，商有十二次，周算最少的，但也有四次。
三代王都之所以这样频繁地迁徙，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对主要政治资本——铜锡矿的战略性追求。
宋王偃巡视章山的铜矿完毕之后，不由得感慨了一声道：“章山果真是一块宝地。”
旁边的邹衍垂手道：“大王，章山的确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齐国有盐铁之利，靠着大量的盐铁出售获得足够的利润充裕国库，至于韩国，其铁矿、铜矿资源丰富，其国更是有劲韩之称，韩弩之名名动天下。”
“我们宋国的铜矿资源虽然不是很丰富，却也能自给自足。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宋国的大军为什么能屡屡对外战争的缘故！”
“章山之铜，其盛产的铜全部用来打造剑、矛、戟、盾等武器，其器甚为坚利也！”
宋王偃闻言，点了点头道：“我们宋国本就少铜。铜，是为金，乃制铜钱，乃制兵戈，乃制农具，都不可或缺的一种材料。然则铁的衍生逐步取代了铜在以往的地位。”
“这章山之铜，寡人看日后也不必往兵器这一块投入了。用这些上好的铜去制作钱币，用劣质的铜去制作农具，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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