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率等人谋反之事结束了，但是余震不断。
五月初五，李世民刚回到长安，群臣们的奏章已如雪片般飞到李世民的御桌上。大家的意见出奇地的一致：“应借鉴晋朝时期五胡乱中华的历史教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突厥人留在黄河以南有非常大隐患，建议将塞南地区的十余万突厥人迁徙到塞北草原。”
还有一些大臣上奏章要求，贞观三年温彦博提议将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应治其误国之罪，他们普遍认为正因当时将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才导致十年后结社率谋反的肘腋之患。
李世民看完这些奏章，气愤地说：“朕主张群臣知而不言，勿要言之不尽。温彦博曾在贞观三年建议将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但是由朕亲自决策而定的，如果大臣因言获罪，以后恐怕是道路以目，无人敢畅所欲言了。况且温彦博已去世两年了，诸位大臣难道还想因此事而将温彦博从坟墓中拉出来鞭尸吗？”
李世民语重心长地说道：
“这几日朕重新把魏侍中在贞观三年的奏章调阅：‘突厥代代作盗为寇，是百姓的仇敌，如今有幸灭亡了他们，圣上因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将他们全部杀掉，应释放他们归还故土，不可留他们在中国。突厥人衰弱就请求臣服，强盛就叛变作乱，这本来是他们的常性。如今投降的突厥人有十余万人，数年之后，繁衍生息，一定成为心腹之患，后悔不及。晋朝初年，胡人与民众杂居在中国，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将胡人驱逐出塞外，来断绝动乱的根源，晋武帝没听从，后二十余年，就出现了五胡乱中华，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朕研读了多遍，深感是魏征所言是字字箴言，只可惜朕当时是以赤诚之心对待突厥人如赤子一般，而疏忽了魏征的谏言，朕现在明白了，中原王朝是树木的根基，四夷乃是其枝叶；割断树根以奉养枝叶，树怎么能生长繁茂呢？朕不采用魏徵的谏言，结社率等人谋反，差一点让朕狼狈不堪。祸由朕之疏忽，朕应下罪己诏。”
群臣一听要下罪己诏，纷纷拜伏于地，高呼：“圣上圣明！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臣等未能替圣上分忧，都是臣等之罪。”
李世民听罢，沉默良久，说道：“朕现在已经意识到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将塞南地区的十余万突厥人如何安置问题，避免再出现肘腋之患的事情发生。”
魏征上奏道：“臣还是坚持贞观三年的意见：将这些突厥人驱逐出塞外，以断绝动乱的根源。”
岑文本上奏道:“臣也坚持贞观三年的意见：将突厥贵族封以王侯，以宗室的女子嫁给他们，分割他们的土地，离析他们的部落。他们的权力削弱，势力分散，易于钳制，可以使他们永为藩臣，使边塞永保平定。”
房玄龄上奏道：“臣也是坚持原来的意见：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分而治之，我们在各个部族设立君长，不相互称臣隶属，国家分离就势弱而且容易控制，势均力敌就难于相互吞并消灭，各自保全，必定不能够与大唐抗衡。”
李世民看到袁天纲站在朝堂上沉默不语，便问道：“袁爱卿，你的意见如何？”
袁天纲急忙出列上奏：“臣在贞观三年实际上内心认同魏侍中的意见，晋朝江统曾向晋武帝提出《徙戎论》，可惜晋武帝不采纳，结果后来五胡乱中华。”
李世民听罢，面带不悦地说：“既然你明知朕当年决策错误，为何不上谏言劝劝朕呢？”
袁天纲吓得赶紧解释道：“臣当时未能劝谏圣上，是因为臣有一点私心：臣当时人微言轻，不敢效法魏侍中一样做圣上一谏臣，这是臣的过错。”
李世民听罢，这才不再生气了。于是他下诏命：
“册封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战鼓和纛旗；册封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辅佐李思摩管辖突厥部众。
诏命李思摩与阿史那忠率领黄河以南十余万突厥人渡过黄河，回到漠南地区重建突厥汗国，世世代代作为大唐帝国边塞的藩篱屏障。”
同时，下诏命：“派司农卿郭嗣本赐给薛延陀国书：突厥颉利可汗已然败亡，他们的部落都来归附大唐，朕不计较他们以前的过失，嘉奖后来的善举，待其官员皆如朕手下的百僚，视其部族民众皆如朕之百姓。中原王朝崇尚礼义，不毁灭别人的国家，先前打败突厥，只是因为颉利可汗一人有害于百姓，实在不是贪图其土地和人口牲畜，朕一直想替他们重新立一个可汗，所以将投降的突厥各部落安置在河南以南，听任他们畜牧。如今他们人丁兴旺，户口滋生，朕内心非常高兴。既然朕已答应另立一可汗，便不能失信。今年秋天朕将要派突厥人北渡黄河，恢复其故国。你们薛延陀汗国受册封在前，突厥汗国受册封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们薛延陀人在漠北地区，突厥人在漠南地区，双方各守疆土，镇抚本族各部落。如有越境劫掠，我大唐就要发兵，各问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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