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高士廉、韦挺、岑文本撰写《氏族志》初稿完成，将此书呈献给李世民。
李世民亲自审稿《氏族志》，看到高士廉他们将山东士族、黄门侍郎崔民干的博陵崔家及清河崔家、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列为第一等，大为不满，立即将高士廉、韦挺、岑文本召进宫，当面说出自己的四点意见：
“其一，朕跟这五大门阀士族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对他们不存在任何偏见；
其二，山东五大门阀士族和江南的琅琊王家、陈郡谢家，早已经衰微没落，也早就退出了朝堂高位，他们仅仅靠家族的余晖，以‘卖婚’收取巨额彩礼、榨取钱财，德行与才能都很低劣。朕很不理解，这样的家族凭什么得到尊重？
朕听闻魏侍中（魏征）为自己儿子娶太原王家女，光聘礼就要七十万贯。据说博陵崔家的聘礼更高，要一百万贯；朕曾想把自己的女儿高阳公主下嫁给房司空（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房遗直却直接拒绝说：我只想娶五姓女，不想当什么驸马都尉。朕甚是恼火，难道朕的公主，还比不上五姓女吗？
其三，朕本想以当朝的品位次序作为标准来分高下，让你们这些为大唐帝国作出贡献的人显贵，你们为何却让崔民干这么个小人物位居一等？
其四，以当朝的品位次序作为标准，再次修撰《氏族志》。”
高士廉、韦挺、岑文本连忙回复道：“诺！”
高士廉退朝后，觉得修撰《氏族志》非常棘手，自己有些力不从心，无从下手，于是急召袁天纲夫妇来高府商议。
袁天纲与高淑行一听阿耶高士廉有要事相商，急忙赶到高府。高士廉便将今日进宫，李世民将《氏族志》的修撰意见复述给他听。
袁天纲听罢，微微一笑，说道：
“泰山大人，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诞生了清河崔家、博陵崔家（清河崔家的分支）、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大唐刚定鼎关中时，为了管理好山东地区，就充分任用山东士族。高祖（李渊）曾诏命颍阳郑家出身的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博陵崔家出身的崔民干为山东道抚慰副使，到山东招抚各郡县。”
高士廉听得连连点头，袁天纲继续娓娓道来：
“虽然大唐建立后，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已经没落，但是衰而不僵。旧士族虽然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但是由于他们‘血统高贵’，在社会上仍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唐的领导核心──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虽然在政治上握有实权，但就社会地位来说，尚不足以与旧士族相抗衡。
自魏晋以来，山东五大门阀世家为了保持士族的血统，严格实行‘内婚制’，也就是‘门第婚’，耻于与庶族通婚。
于是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包括皇室在内，也想通过与四大家族联姻来提高社会地位，圣上将侄女和静郡主下嫁给了河东薛氏的薛元超，即使娶到了皇室女，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仍然以未能娶五姓女而抱憾终身，曾说：‘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房司空（房玄龄）、李英公（李积）、魏侍中（魏征）等庶族出身的名臣也争相与山东五大门阀士族通婚，甚至连隐太子妃郑观音就是出自颍阳郑家。”
说到这，袁天纲一提起“郑观音”的名字，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其女李婉顺！他的思想就开了小差，说话停顿下来。高淑行这时也发现了他的微妙心理变化，向他投入专注的目光。
袁天纲感触到高淑行投来的目光，马上调整思绪，继续说道：
“旧的门阀观念，必然有碍大唐帝国的中央集权，有损皇权的权威树立，同时也阻碍了跟随大唐帝国建立功勋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比如长孙司徒（长孙无忌）、李卫公（李靖）及您高申公（高士廉）等；及庶族出身的地主官僚，比如房司空（房玄龄）、李英公（李积）、魏侍中（魏征）等。因此，圣上修订《氏族志》的初衷，就是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打压这四大家族，巩固大唐王朝的统治。”
“说得精辟！那怎么修订才能让圣上满意？” 高士廉急迫地打断了袁天纲的话。
“再次修订《氏族志》时，应以李姓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其次，把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阳卢家、颍阳郑家、太原王家五大门阀士族降为第三等。同时，建议圣上下《禁婚诏》，严令五大门阀士族不得搞‘内婚制’；及把科举制度贯彻下去，将一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读书人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到大唐帝国的官僚队伍中，打破这五大门阀士族政治、文化的垄断地位。”
“此计甚妙！” 高士廉连声赞叹。
从高府回来，高淑行就向袁天纲问了一个问题：
“先生，在一千多年后的文明社会，还存在门阀士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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