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起床很早，大概四点多钟，起来学叠被子。
没有专人教，桂组长让犯子们中的多板做示范。那些多板们为了在桂组长面前表现自己，很热情。他们先叠好自己的被子，让我们这些头板看，听到我们发出啧啧称奇的声音，他们高兴。我是说了最多表扬词的人，因为这，我第一天早上的被子没有自己叠，由多板代劳了。
早上唱歌吃饭之后，我们回监号，每人发两套囚服，然后是做个人情况登记。
登记是由桂组长执笔，我们自报姓名，年龄，罪种，刑期等等。昨天看来还不怎么十分残暴的桂组长今天表现不好，有几个新犯子因说话不清楚被打耳光，还有一个被罚“挖”。
当我报我的罪种时，桂组长把我望一望，居然和蔼对我点点头，我不懂啥意思。在入监队待了半个月后，经过一个交通肇事犯给我指点，才知道桂组长怎么对我那样宽容。原来，他认为我的荷包里藏着希望的种子，还是比较尊重我。
到入监队后不久，我被桂组长任命为第五互监小组组长。这个官可不小，有一点特权，可以指挥7、8个人。和杜小龙李勇等一道，成了四十多名新犯子中的小板脉子。因为是互监组长，我一直没干过倒尿桶之类的脏活。
不但如此，在我仅仅给桂组长上贡一瓶老干妈的情况下，桂组长却一直对我很好，用微笑着兄弟般的热情对待我。和其他新犯子相比，我很幸运，又很有愧。
才进入监队的头几天还可以，没有活干，每天背《行为规范》、《监狱法》，学唱劳改歌曲，走队列行进。
后来就不行了，有了劳动任务。
我们所从事的劳动就是做米泡。大家见过一到节日的时候街上那些漂亮楼房一闪一闪的那些小灯，那就是我们做的。
劳动相当整人，每天规定的任务总是要过了晚上十二点才完得成，那些完不成的人要干到两三点钟，早上五六点钟又起床，这那里叫劳动，纯粹是劳命。
我们入监队那排房子有九个房间，其中四个房间是被十监区三分监区占用。
一天早上，我看见三分监区的一个大组长在喊一个犯子的名字，那个犯子从监室里一出来，扑通一下给大组长跪下了。
我不忍往下看，男人头可断，血可流，腿不可弯。为什么，有的男人要给人下跪，而有的男人又要向别的男人下跪，这两种男人在我眼中都不算人。我没当权，我当了权，这两种人在我手里都活不成。
还有一次，一连两天，三分监区有一个犯子被狱警铐在一个窗子上。两天后，那犯子喊：“报告某干部，我错了......”没人理他，我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同情，后来我听到他的求饶声。我觉得他没有铐好，应当铐在那里被太阳晒死。
我倒不是觉得这个犯子不是有多么可怜，多么可恨，我很反感这种惩罚人的方式，和那犯子卑躬屈膝的丑态。
这两次事件不但我看到了，我们一起四十多个新犯子全都看到了。许多原来还有点“跳”（跳：惹是生非的意思）的人，在看后变得老实多了。
有三分监区多次惩罚犯子的事件，我们这批入监的四十多个新犯子都比较爱惜自己，大家还算过的和谐，除了累和欠睡之外，一却还好。
以后，我们这批新犯子中又增加了一批人，共有7人。这样，我们睡的那间房子一共睡了51个人。
坐牢后，我看了电视中的一个小新闻，讲东欧的匈牙利的一所监狱里一个房间住了三十五个人，创世界虐待囚犯之最，电视里还大肆评论别人无人.权、无人道。
看了这个新闻，我真好笑，把这件事当做新闻的人真是见识太少了，他们是怎么搞了新闻工作者的？看样子监狱不能让我们这些坏人独坐，还得让好人们来体验一番。
我们这批人中新来的7个人演绎的故事最多。两个强奸犯，一个盗窃犯，一个抢劫犯，一个故意伤害，两个破坏电力设施。我就分别讲讲他们的故事。
两个强奸犯分分别叫黎峰和许志刚，一个34岁，另一个36岁。
黎峰滚过一次板，上一板判15年，盗卖枪支罪。他原在舟桥部队服役，转业不久，盗窃部队枪支卖给抢劫团伙，造成命案，被深挖出来。
这一板被判7年。据他自己说，很冤枉。说是某某权力人物害他。不过，通过我几年跟他服刑，他那极具权势欲的心态告诉我，他被冤枉的可能性不大。
黎峰被送到入监队的那天，杜小龙给他们7人做登记。问黎峰犯什么罪，黎峰答：“抢劫。”杜小龙照写了。
登记的东西送到干部那里有一会儿后，干部进监室骂：“谁他妈的登的记，那个黎峰是强奸罪，写成了抢劫罪。”
杜小龙赶紧承认是自己写的，向干部报告写错的原因是黎峰自报的抢劫。
干部把黎峰带走。
不一会儿，黎峰回来了。他一进门，杜小龙和侯勇就是一顿拳脚。那黎峰也不是一个善人，他虽没有大肆的还手，也在做着一些相应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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