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所说，其实关键就在于自身的壮大才是硬道理！不急于一时，只要自己足够强了，一切都可自然解决。
当然，老子的“不敢”，意指慎重。对于机遇，老子从不下险棋，只能说要“不敢”。所以老子也说个“或利或害”而了之。
“天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这句隐了些内涵十足的意思。按老子本意，天下恶啥？不过君王不顾国本而“敢”为之也！对外扩张，称王称霸（春秋时就那么状况），损的还不是国本？是民众所积！这些用于造血，更好地发展生产，充实根本，会发展得更好啊！面对目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冲突，纵使圣人也难免犹豫取舍。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从这两句看来，老子对于前面所说的“圣人犹难之”的问题，他是倾向于选择舍弃眼前利益而注重长远发展的！因为他认为，老天给的道理就是，不争一时，而终将胜出。上天要给予的，迟早都不会漏失。所以，要稳得起！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此章老子讲法制，希望统治者能依法行刑而不轻率地决人生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这两句所说内容之间有个潜在的转折关系，那就是“治理不当”与“治理得当”的对比。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治理不当，统治者残暴不仁，老百姓处于生不如死的境地中，就会悍不畏死。在这种情况下，任由统治者如何以死来威吓人民，都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了。
而若治国得当，老百姓能安定自然地生活，那么人人都是惜命的。这种情况下，那些少数作恶奸邪之人，抓起来处死以证典型，才有震慑力。
在老子所处时代，各国几乎都没有啥子成文而系统的法律，决断生死往往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违背道义，激起众怒，人民要求统治者予以惩处。另一种情况就是惹怒了统治者被统治者处罚。可以看出，老子是趋向于为民执法的。
“常有司杀者杀。”古时还是有专管刑罚的“司杀者”，就是司法者，如孔子做的“大司寇”。他们根据前人的做法以裁定犯人所犯罪行该如何处置。罪行轻的杖责流徒，严重的就会开刀问斩。由于没有已制定的法律可依，有些情况也存在司法者个人臆断草菅人命的事。比如孔子杀少正卯，就只凭他个人说少正卯罪大恶极而杀之，其他人根本不明白少正卯到底犯了啥罪。
不过这儿老子只提了处决犯人是该由那些“司杀者”来裁定的，统治者不应该凭自己的地位使气越位轻率处决犯人。好歹司法者有执法经验并多少有所凭据的。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就是说统治者越位处决犯人（即“代司杀者杀”），就如同代替大木匠师傅砍木料一样。外行去管内行的事，难免有不搞砸了的。
老子如此说，一方面希望统治者要爱惜自己慈爱的形象，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有法可依及法制与政治独立分离。法制独立于政治之外，就能避免统治者因政治需要而草菅人命。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这章是分析造成民之难治的主要原因。指出统治者要尽量体恤人民，减轻人民负担，减少人民的徭役，自己也不要生活得太奢侈。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这句直接指出了人民生活艰难，就是因为统治者税收太重，给他们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在老子所处时代，国家就是统治者的封地，也称为采食邑。统治者治理国家，保证社会稳定，而向所有居民征税来解决给养，这在老子看来还是自古如此的事情。
但在西周，由于各国间并没多大矛盾冲突，不存在军备竞争，各诸侯国所拥有的常规军并不多。所以整体上看，统治者维持统治所需人员并不多，这方面开支不太大；就算统治者钟鸣鼎食，天天小祭、月月中祭、年年大祭，生活得再油腻，分摊到百姓头上的赋税并不太重。所以整个西周基本上还算过得安定，社会生产力也得到较大发展，社会结构也逐渐完成了由农奴制向自耕农居多的真正封建社会的转化。
但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被狄人杀死，诸侯起兵勤王，建立东周。这下子重新封赏，军事实力强大的诸侯自然获得的利益就丰厚。所以东周列国就走上了一条靠军备竞争来争霸的道路了。各诸侯间除了沿袭以前“贵难得之货”互相斗宝的奢侈作风外，还增加了军备竞赛。这就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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