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奢华的糖塑雕像。
1571年，巴黎为查尔斯九世和来自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王后举办了一场新婚盛宴。
所有目睹此次活动的人都认为：这是他们所见到过的最精致的盛事。
每吹响一次号角，就上一道菜式；
每一道菜式都有一个特殊的主题。
晚宴过后便是舞会，舞会结束后的“甜品套餐”——蜜饯、含糖坚果、果泥、杏仁饼、饼干和各式各样的肉和鱼——都是用糖糊制成的。
主桌上摆放着6个巨大的糖塑雕像，讲述着密涅瓦如何为雅典带来和平的故事。
糖已然成为各种宴会特别是正式宴会的核心食材。
在最重要的宴会桌上，糖塑雕像与花卉展示、精致银器的地位大体相当。
宴会筹备方甚至模仿当代景观设计师的模板，用糖塑雕像创作出精美的景观。
水平高超的糖果师用多种颜色的糖及杏仁糖制作出男女主人们心仪的任何场景和画面。
这些权力、财富及地位的展示至关重要。
宫廷及豪华府邸的厨师们对用含糖食材制作可食用的雕像的技艺进行改进，旨在让人叹为观止、铭记于心并大饱口福。
厨师们将糖与坚果、黏合剂混合，或将液态糖倒入特制的模具。
他们彼此竞争、相互超越，用精心制作的糖塑雕像为正式宴会和国家庆典的餐桌增色，并赢取宾客的赞赏。
这些糖混合物在法语中被称为“糖塑雕像”（与英语中“精妙”一词同源），可能被设计成鱼或肉的形状，在上菜间隙时供人们食用。
久而久之，糖塑雕像渐渐被赋予了另外一层意义：
统治者借此向对手、朋友和敌人传达信息，通过炫耀主人的地位和财富来使其宾客叹为观止。
其他的社会特权阶级也亦步亦趋，很快养成了食糖的习惯。
高级神职人员和知名学者们发现，糖塑雕像完美展示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1515年，当托马斯·沃尔西受命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红衣主教时，他下令制作盛大的糖塑雕像展示，如教堂、城堡、野兽、鸟类，甚至还有一套国际象棋。
在1503年的就职典礼上，牛津大学校长展示了用糖塑雕像做成的“牛津八塔”，还有大学的领导与国王的糖塑雕像形象。
1526年，亨利八世雇用了7名厨师，在格林威治精心准备了一场糖宴，呈现了糖塑的城堡和庄园，里面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天鹅；
另外还有1名主厨，他设计了塔和棋盘，全部东西“用纯金加以点缀”。
更为大胆的是，有些晚宴会展示用糖制作的生殖器模型，以便哗众取宠。
但是，较为正式的宗教或外交晚宴上的糖塑雕像则更加文雅，如把糖塑雕像做成有关宗教或皇家的意象，以契合此种场合。
法英两国的皇室都有极为严重的牙科问题——牙齿糜烂、缺牙、牙龈疾病、口腔塌陷甚至毁容。
但这不足为奇，一切都是过度吃糖的后果。
随着财富扩散至新的商业与贸易阶层（很多人由于海外贸易及英国的扩张而大发不义之财），他们也沾染了上层社会的奢侈习惯。
自然而然，他们同样开始使用糖来彰显财富、取悦宾客。
不过，糖与其他奢侈品一样，在底层人群中越普及，就越无法代表权势。
16世纪末，当糖更加普及、便宜时（这得益于来自非洲劳作在美洲的奴隶），精致的糖塑雕像就失去了展示权势的作用。
英国的精英阶层和上层阶级通常都能在伦敦买到糖。
到17世纪中期，在偏远的小城镇，英国人也可以买到糖。
譬如，在1635年的曼斯菲尔德和1649年的罗奇代尔，人们都可以买到糖。
1683年，在柴郡的塔博雷，人们可以从当地的五金商拉尔夫·埃奇的店里买到糖。
当糖进入下层阶级的家庭时，就失去了其在上层阶级的社会声誉。
从早期的食谱中，我们可以发现，糖在许多普通家庭里已经比较普遍。
具有英国特色的食谱最早出现于16世纪80年代。
在食谱中，糖被用作保存和烹饪食物的重要原料。
杰维斯·马卡姆所着的《英国家庭主妇》首次出版于1616年。
该书借鉴了前人的建议和食谱，多次建议在烹饪和准备食物的过程中添加糖。
人们认为，糖是制作沙拉、薄煎饼、烤牛肉和油炸馅饼的理想配料，或用于去除动物内脏的异味，或用于酱汁、牡蛎派、布丁、馅饼、果冻及香料蛋糕之中；
当然，也可以做“糖盘”。
这本书还指出，一个理想的家庭主妇不应仅仅局限于烹饪，她还得负责照看好全家人的健康和幸福。
该书介绍了当时新潮的护理和保健知识，以及应对所有潜在疾病和事故的方法。
在此方面，糖是无价之宝。
“它可用于治疗心脏病、咳嗽和久咳不治。糖还能用于眼病、肺痨、止血、腹痛，甚至老疮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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