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特和海依蒂走后，作为分析大师的我，想到这么几点，归纳如下：
第一，阿尔贝特完全没有把我当成“外人”。一开始，从萨克逊和盎格鲁的话里可以听出来，上面（即阿尔贝特以上的层次）是要求他们俩绝对保密的，这个保密的对象包括我在内。可是，现在阿尔贝特把我跟他们放在一个层面上对待了。这意味着，他已经知道，我知道了萨克逊和盎格鲁所知道的一切。我想，不会是他们俩向阿尔贝特报告的，而是，一定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讲的话被监听去了。这完全可以理解。没什么特别的。他一进门，竟然叫我波伊波历，更证明了萨克逊和盎格鲁两个人对我的独特称呼被他通过监听学去了。他对这种监听根本就没想隐瞒。
第二，那就是，这个阿尔贝特对我真的有些特别。他在我来到这里后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实验室，第一个打招呼的人居然是我。这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或许对我未来人生剧情的发展有一定作用也不好说。先在此记一笔。
第三，受到上面（由阿尔贝特代表）的表扬，萨克逊和盎格鲁很高兴。其实我也很高兴。虽然我们都对这种明确针对一个基因大组的实验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怀疑后面有什么大的阴谋，至少是针对这个基因大组即这个种族或民族集群的，我们对这样的实验应该，实际上也是，至少持一定的敌视心态。可是，不管做的是什么，能够做成功，科研人员总会有一种成就感。
第四，这种成就感完全可能会、随时可能会反转，会转变成一种敌视态度，甚至仇恨。如果这个所谓的研究是为了摧残甚至毁灭一个基因大组，那都是对全体人类犯罪。除非，这不是为了不利于这个基因大组，而是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比如，是为了战胜这个基因大组的人的老年痴呆症。
第五，可是这说不通啊。既然是好事，为什么针对某一个基因大组。应该是面向全人类才对啊。
第六，如果这么想来，我们，包括萨克逊和盎格鲁和我，今天的那种高兴可能就是可耻的了。我们会为我们取得这个所谓成果受到一辈子的良心谴责。
可是，我只能安慰自己，我们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更何况，这种老鼠脑干细胞不应该是什么坏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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