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
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
起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谴使者劳赐其父母，着不忘于心。
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武侯召吴起而谓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起对曰：“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以四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
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
“吴子兵法！我说你可以啊老兄。这吴子不是逃到楚国了吗？你怎么会有他的兵法。”
“还有，你刚才开始读的是什么兵法？”
“兄弟，此乃姜太公所着的兵法散篇，以传世六百余年，为商周武将必习之，而姜太公曾担任周文王之大司马，故以此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这个雷云知道啊，只是司马法已在历史中遗失，后世存世的多是零碎散篇和后世司马穰苴所写兵书名为《司马穰苴书》。
说起这个司马法可是不得了，《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此书讲军礼的地方甚至超过兵法的部分，典型的三代兵法的化石。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后世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但遗憾的是，周朝开国之初的《司马法》是由姜太公所撰，姜太公死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成为后世人们所知的《司马法》残篇五篇。并不是其原着。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先秦时期军事着作。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
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
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着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
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着作的声誉。元丰中即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
它把战争看成是统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统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二，其二，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民。
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着名论断。成为了后世军事甚至是治国的重要依据。
相信各位看官都看过汉武大帝这个电视剧，其中汉武帝让他的舅舅田蚡把话说完，不要只说一半留下一半。而这句话便是，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他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也是后世的共和国立军的根本，正义之师，威武之师，雄壮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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