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极为漫长才能形成，一个不起眼的条例，它的形成需要经验，需要斗争，需要纵向规模。
就以调动百人以上需要兵部的核准这个制度为例，它的形成在北宋初年，由夺了孤儿寡母江山的赵匡胤所构建。
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至暗时刻，将军事彻底纳入了政治的延伸，当然随着赵光义在高粱河的战败，这种纠正立刻变得矫枉过正、过于用力，演变成了重文轻武，导致了北宋、南宋的对外战争，总是弄得人哭笑不得。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这一个历程和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需要充分的斗争。
织田信长想要推行这样的政令，而后他发现，根本做不到，更让他绝望的是，他看不到有能够执行的那一天，这就是最大的悲剧，明明已经知道了更加正确的答案，但就是无法完成政令的推行。
李诚立看织田信长稳住了局面，带兵离开了倭国的京都，临走的时候，李诚立不仅带走了刘长山，还拉走了一堆的东西，这些都是谢礼，是织田信长为了表示感谢从御所里拉出来的宝物，织田信长的白银要留着给大明做战争赔款。
没有了刘长山，还有赵长山，蒲长山，宋长山来继续做生意，只要有人，就不怕没有大明的货物，只要有大明的货物，就不怕没有白银。
李诚立写好了塘报，交给了海防巡检，由海防巡检送入京城奏闻陛下。
而塘报传入京堂的时候，大明皇帝在通和宫西花厅和李贽交谈，这次林辅成没在，林辅成还在写游学的见闻，将宗教对人的异化这个课题进行收尾，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料，记录了现在为何出发。
“朕记得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在太白楼说无代表不纳税的事儿，怎么后来就没有了任何相关的讨论呢？朕当初问了你很多的问题，你思考的如何了？”朱翊钧曾经给李贽留下过作业。
李贽的这个观点，朱翊钧还是十分赞同的，但是实践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了，朱翊钧提出的几个问题，还只是出发之前的问题，在路上会遇到更多更多的问题。
“陛下，臣仔细想了想，臣的观点还是太浅薄了。”李贽无奈的说道：“发展到最后，不过是两宋那一套，为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李贽其实从没有放弃过他的思索，只不过在太白楼陛下连续问了他几个问题后，他愕然的发现，其实他的观点不是新颖的观点，而是早就有了。
两宋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只要是读书人都知道，而且时常谈及，一说就是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但只字不提，文彦博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不是和百姓治天下。
所以，这句话完整的解释，就是宁愿牺牲百姓的利益，也不能伤害士大夫的利益。
但是读书人，往往断章取义，只引用前半句来证明不让皇帝一人独治是进步，忽略后半句非与百姓治天下，来掩饰两宋士大夫根深蒂固的只顾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劣根性，连达则兼济天下的遮羞布都不肯遮掩的恶。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当时宋神宗宣见了文彦博讨论陕西戎事，文彦博非但没有讨论戎事的兴趣，上来就炮轰了新政，言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意思是你神宗皇帝违背了祖宗成法，搞什么变法，那可不就乱套了吗？陕西军乱，不就是你变法搞出来的吗？
当时神宗皇帝就跟文彦博吵了起来，文彦博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皇帝就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神宗皇帝说：变法伤害了士大夫的利益，导致了士大夫们都不是很开心，虽然损失了士大夫的人心，但是变法，有万民的民心。
文彦博立刻就说，百姓？百姓在哪儿呢！皇帝你和谁治国心里没数吗？和士大夫共天下！
士大夫们从何而来？从万民中而来，但是穿上了那身儒袍，最后就变了模样。
李贽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办法来，索性就不想了，反正陛下是个明君，无代表不纳税，这不是当务之急。
“臣愚钝，陛下当初问臣的那几个问题，臣…一个都解决不了。”李贽由衷的说道：“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天下的苍生渴望甘霖解救他们的苦难，却不知道苍龙，就在这里盘踞隐藏不为所动。
皇帝当初，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张冠李戴，如果穷民苦力可以不纳税，是不是大明遍地都是穷命苦力了？张冠李戴如何解决？
第二个是身份政治，以出身来区分，这个口子一开，就是给自己叠各种各样的身份，最终搞成一团糟，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比如举孝廉时候，各种稀奇古怪的‘孝子’，中原好不容易度过了身份政治的困局，难道要开历史倒车？
第三个是背叛阶级，如何保证这个代表在实现了阶级跃迁之后，仍然代表原来的阶级？不忘记自己为何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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