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21日，调任军政部参议的方显绝搭乘运输机返回山城。
第9战区司令部下达军令，调86军副军长方日应于第10军担任中将军长一职。
1943年4月22日，方日应正欲启程前往衡阳，第9战区司令部却收到来自第10军第3师、预备第10师两名中将师长及麾下所有旅长、团长、营长联名抵制新任军长上任的信件。
薛姓上将勃然大怒，却又有种无力感，这封信意味着他如果强行安排方日应上任，导致的结果就是第10军这支‘泰山军’彻底分崩离析。
哪怕他贵为第9战区司令官，最近这两年也深得那位信任，也必然会因此事被那位训斥。
尤其是此时日军兵锋未明之时，素来刚愎自用心高气傲的薛姓上将也只能先忍下这口气，命方日应暂缓上任，留在潭州等待时机。
第10军再次成为没有军长的军队，其属下的190师也被勒令不得返回衡阳区域。
整个衡阳地区，可用于作战的部队，仅为第10军第3师、预备第10师以及衡山脚下的那支战功赫赫的工兵团。
4月24日，军政部高层察觉日军似有侵犯湘省之意，特意致电第9战区薛姓上将，叮嘱他‘由赣北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
但薛姓上将不以为意，认为‘防线之敌未见增加，何来万一！’、‘惊弓之鸟的教训何其深刻！’
哪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统各地情报站也纷纷报告‘日军有大规模调动迹象’，但三次潭州会战皆取得守土胜利的薛姓上将这次却近乎固执的没有引起丝毫重视，对战区情报部门送来的情报皆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直到4月28日，军政部再次发来急电：“有大量日军集结在鄂南一带，目前正有南移之迹象，随时会进攻潭州！”
薛姓上将这才意识到，日军是真的要对潭州动手了。
不过这时的薛姓上将依旧没有太过紧张，1942年年底第三次潭州会战大捷后，第9战区一年多都无战事，潭州人民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他相信这次他依然会胜利，日军依然会失败。
在薛姓上将的词典里，自大自负是不会存在的，他的自信是来自于万家岭，来自于三次潭州会战，无论阿南惟几还是横山勇，都不过是他手下败将。
4月30日，日军第5陆军航空军将司令部推进至江夏！
5月1日，横山勇抵达鄂南，设立湘省作战指挥部！
5月2日，横山勇向第11军发布湘桂作战命令！
5月3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田俊六将前线司令部移至江夏，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率部在岳阳附近集结完毕。
5月4日，在湘桂作战发起的前一天，有人问日本参谋总长东条小机中国军队的准备情况，东条小机说：“中国军队虽然估计到日军将进攻潭州、常德、以及浙赣地区，试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兵力分散，并未认真对待，更没有看到中国对于帝国即将发起的全面进攻采取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虽然中国军队也担心帝国作战有可能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作战，但总体而言，他们对帝国的作战设想，至今没能做出清晰准确的判断。”
日本人对第9战区的战前准备洞若观火，不说十分清晰亦有八分。
但薛姓上将却并不知道，为了发动‘一号作战’，日军大本营在1943年底就在国内进行紧急扩军，编组了14个独立步兵旅团调往中国战区，还成立了8个野战补充队随军作战，随时可补充部队伤亡。
此外，原拟调往东南亚战场的第3、第13师团等仍留在中国战场，日军此次直接用于湘桂作战的兵力超过25万人，几乎是37年淞沪会战投入的总兵力，虽然很多是国内扩军招的新兵，战斗力远不如昔日，但也绝不是相同数量下的中国军队所能抵挡的。
从开战以来，每次大型会战，中方兵力都至少要在其两倍以上，才有鏖战数月的可能。比如徐州会战，日方投入20万人，中方却投入了60万；又如江夏会战，日方投入18万，中方集结全国兵力，投入超过50万。
而这次，薛姓上将却是不知彼也不知己！
1942年初，为打通滇缅公路，中国组建远征军，军政部从第9战区抽调了第15、第19两大主力集团军到滇省，到1944年初，又再次将7个军调入印缅战场，第9战区已由巅峰时期的40万降到不足30万了。
哪怕就是加上四行团这种被那位严令搁置的特种步兵团，第9战区内可战之兵满打满算也就30万。
30万对25万，这应该算是中日双方在大型会战中兵力最接近的一次了。
但就是这样，第9战区也依旧还有机会！
虽然唐刀已经根据目前战区部署，知道第四次潭州会战必然会失利，也知道衡阳必然会有一战，但想到潭州城内的数十万民众，他依旧还想做出最后的努力，在4月底给自己在潭州的一位好友去电，再次阐述了自己对当前战局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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